水库建设的生态困惑

　　缺水:一个古老的话题

　　水为生命之源,在民勤更能切身感受。

　　当我们看到一株株白杨树因缺水而枯萎，一块块良田因缺水而被沙化，便会不由得想到水。那么，水呢？水又在哪里？

　　在民勤，无论是县长还是农民，天天重复的话题便是水，陪同采访的民勤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阎德伦风趣地说：“所有前来民勤采访的记者都问我，民勤为什么缺水？

　　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杜宪在民勤做“穿越风沙线”节目时，曾问他：“民勤为什么缺水？”

　　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丫在做“我们共同面对”的特别节目时也曾问他：“民勤为什么缺水?”

　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、当代著名作家张贤亮在品尝民勤黑瓜子时问他：“民勤为什么缺水？”

　　由祁连山融雪汇流而成的石羊河水一直以来是民勤的生命之源。那曾是纯净的雪水，不仅灌溉了绿洲，也补充了地下水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每年流入民勤的石羊河水，尚有5.43亿立方米，六十年代减为4.4亿立方米，七十年代变为3.22亿立方米，到了八十年代成了2.28亿立方米，九十年代不足1.5亿立方米，到目前仅有8000万立方米。由此可见民勤为什么缺水。

　　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：缺水将成为21世纪威胁和平和影响发展的最大障碍；过度地提取地下水，对有限生命者来说等于是一次性地灭绝资源断己后路。专家们预言“未来世界水比油贵”。

　　中国缺水，西北缺水，甘肃缺水，甘肃的民勤更缺水。由于河水的锐减，迫使民勤人不得不向地下取水。

　　目前,全县有6000多眼机井,在供农作物灌溉和人畜饮用。

　　过度的打井使地下水位逐年下降，上世纪六十年代民勤的地下水位为1～2米，到了九十年代已达100米以下，因地下水位下降，导致生态失衡。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民勤在沙漠植被中死去的沙枣为13.2万亩，胡杨为3000亩，红柳、白茨35万亩、草场退化500万亩。与此同时，地下水位的下降也导致矿化度以0.2克/升的速度上升。现该县湖区及红沙梁等乡镇，地下水已不能用于灌溉，人畜饮水也发生困难。目前，人畜饮水发生困难的范围，已涉及到17个乡镇、166个村、14万人、18万头牲畜。绿洲内部已形成了一种长期的、与日俱增的、不施加积极干预就不可逆转的水荒。

　　水的严重短缺，必然让绿色黯淡，使花朵凋零，让生命失去活力。在民勤乡下采访时，记者耳闻目睹了许多因缺水而发生的故事。

　　多年前，新华社记者前往中渠乡采访，该乡一位名叫朱林寿的老人以为来者是哪个部门的领导，于是他翘着山羊胡子，忙不迭地对记者说：“领导给口水吧！给口水吧！领导，给口水，让我们多浇点地，我们一家就能过下去了。”风尘中，老人焦盼的眼神，令新华社记者泪眼滂沱。

　　5年前中青报记者前往红沙梁建设村采访，在那里遇到了赶着驴车前去买水的西渠镇农民李大仁。对于北京来的记者，听到“买水”就已经够稀奇了，当听到李大仁随口回答5年没洗过澡时，记者更觉得不可思议。回京后，一篇“李老汉5年没洗澡”，成了“西部呼唤水！水！水！”的开篇之作。

　　中央电视台编导见此文后，派记者下来拍摄了李大仁的大量生活场景，临了还邀请李大仁到北京当嘉宾。于是，就有了民勤农民做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。

　　据说李大仁上京时，身上带着不足百元钱，上火车时，陪同者为他买了一瓶矿泉水，让他在旅途中使用，当李大仁得知一瓶矿泉水能让他买3大桶饮用水时，他怎么也舍不得喝掉那瓶水。30多个小时的旅程，一天一夜的颠簸，李大仁只在嘴唇干裂时，才润一下口，到北京下火车时，一瓶矿泉水，尚存四分之一。

　　在中央电视台影视大厦，节目主持人王小丫听到陪同者讲起李大仁30多个小时喝不掉一瓶矿泉水的故事后，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，连晚饭都吃不下去，她说她听了这件事后，胸问闷得慌。

　　李大仁向全国观众讲述的是“浇水像过年一样高兴”和“把女儿嫁到有水的地方”的话题，深深打动了观众。在他回家时，几位主持人送给他350元钱，让李大爷在回家的途中别再渴着，但旅途中的李大爷虽然不渴着，但生活中他至今不仍然渴着吗？水库大坝的深思考

　　石羊河来水骤减已严重地影响了民勤绿洲的存亡，但更要命的是上游的拦坝阻截。在采访中了解到，石羊河上游地区在8条支流出口处修建了10座水库，水文资料显示，石羊河流域在上世纪50年代时年均径流量为17亿立方米，90年代下降到12亿立方米；流进民勤县的水量从50年代的年均5.9亿立方米降至如今的每年不足1亿立方米。

　　望着干渴而死的胡杨，民勤人说：“水库把我们逼上了绝路！”

　　但上游的群众却说：“本来就是来水骤减，连我们有限的耕田都无法得到及时灌溉，哪能还有水放到你们民勤。”

　　这似乎是一个矛盾。但引发矛盾的直接原因却值得人们深思。

　　石羊河由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八条支流汇集而成。起初，绿洲的开发仅限于下游地势平坦、水草丰美的尾闾湖区，但随着人口的增加，原有的绿洲已不能承载大规模的发展，于是人类的开发就向河流上游延伸，这在地理学上称“溯源开发”。溯源开发的直接后果就是上中游人口增加，耕地增多，用水自然也增多。而上游对于用水有着自然的优先权，围堵、引流本应该给下游的河水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，历史上为引水引发的“水案”，在今称水事纠纷，可以说是举不胜举。

　　自明清以来，石羊河上游的武威和下游的民勤在引水问题上，便是争讼不断。如康熙六十一年(1722年)的洪水河案；其后的羊下坝案，白塔河案等。从光绪七年甘凉兵备道台对洪水河水案的描述与判决可见一斑：原定洪水河五坝以下由民勤引水，五坝以上归武威引水，武威建在五坝下游的引水口应该铲除。但因为年代已久，原五坝坝址因河水冲刷，引水口节节上移，已无痕迹可查。后来兵备道台铲除下游引水口的判决也未获执行，该处遂成了武威、民勤争执的焦点之一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原应铲除的水坝仍在堵水，而且到1957年武威又在下游新建了一座引水坝，真是旧伤未愈又添新痕，两地矛盾并未缓解。

　　20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严重，特别是1962年更是大旱，加上那个年代的水利设施一味贪多求大，上游修库围坝却忽视配套工程建设。而一些农民在泉源地区开荒，破坏了水源涵养林，致使流域用水矛盾格外突出。而此时拥有用水优先权的武威却护着水渠不给民勤放水，流下来的水半路上又被截走引到田里。无奈之下，对于水的渴求终于转化成民勤人的集体爆发，时任县长李玉新带人在武威七条沟埋放黄色炸药。

　　事件在当时武威专署的直接干预下没有造成后果，却直接导致了“三县分水”方案的诞生。

　　1963年甘肃省委、武威专员公署召集当时的武威县(现凉州区)、永昌、民勤三县有关人员协商，颂布了石羊河三县用水分配方案，规定：自武威县的石羊河、西营河，永昌县的东大河每年向民勤调水。丰水年调1200万方，枯水年调600万方。方案同时规定：“武威不得堵坝，民勤不得挖泉”。矛盾似乎得到了解决。

　　但随着“镍都”金昌市的诞生，原本归武威管辖的永昌县也划归了金昌市，从永昌流下来的东大河水也自然先流到中游的金昌市、后流到武威境内，矛盾于是因此而来。

　　随着金昌市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，原“三县分水”中自永昌东大河调入民勤的水越来越少，“三县分水”已很难执行。无奈省政府在原“三县分水”中加入金昌市，但该方案一开始就很难执行。面对金川公司生产一年，全国人民就能吃上一年的现实，连上游的永昌县都不得不做出让步，宁肯庄稼旱死，也要保证金川公司的生产，更何况下游的民勤！

　　水，谁都不愿让出一滴。矛盾又一次被激化，面对这种现状，专家一再呼吁：“实行流域管理，合理配置水资源，是西部水资源利用的当务之急。”

　　对此，温总理在今年10月1日来民勤视察时，也曾对当地干部群众讲：“石羊河有限的水资源，咱们到底怎么用，不是不用，要节约着用。从工厂做起，工厂耗水很大；从浇地做起，不能大水漫灌，逐步搞点简易的喷灌、滴灌，这个潜力还很大。”

　　中国缺水，尤其是西北地区，但放眼我们有限内陆河流域上的道道水库大坝和下游焦渴的土地，我们不知如何取舍。

　　一头水资源浪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一头节水灌溉面积却极少。

　　究竟何时才能完成节水灌溉的系统工程建设，使中国缺水问题得到有效的改观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则国家甚幸，民族甚幸！……